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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被遺忘的歷史與宿命：談「購書抵稅」

By Joyo Chiu
邱炯友



        以所謂「購書抵稅」做為獎勵閱讀與增進圖書消費的之稅率誘因(tax incentive)政策，在一些國家亦實施多年。此議於1992年亦曾在二讀「文化藝術獎助條例草案」時遭立法院否決，受質疑措施滯礙難行且不公平。然而。購書可依所得稅法在一定額度內列舉扣除之議，於技術上並不難克服，當時便有許多家連鎖書商曾表示實施技術可行，而持贊成態度。[1] 其公平性上，誠如學者瞿海源所言：「我們的稅制造成的不公平很嚴重，但絕不在這個[中上階級與農民的不平等]上。 . . . . 我國的稅收來源太偏重薪資，這來自於中產階級而非農民」。[2] 然而，財政部於2004年亦曾就「購書抵稅」提出「購書費用抵減所得稅背離以所得為課稅標的原則，同時[2004年]目前全國申報戶約75%申報戶不必繳稅，或適用6%稅率，購書抵稅措施獲益對象只有少數所得較高者，並不合乎公平原則。」[3] 

        台灣綜合所得稅的計算有四個要件：綜合所得總額、免稅額、標準扣除額/列舉扣除額、特別扣除額。購書抵稅若涉及「特別扣除額」項目，受質疑的問題將是制度良策是否能真正嘉惠一般圖書消費者? 消費水準自然與個人家庭經濟收入相關，而閱讀並不盡然是弱勢與貧窮消費者的首選，畢竟圖書出版品是文化商品，並非生活必需用品。就像經濟弱勢族群同樣常享受不到「列舉扣除額」的稅則好處一樣，「特別扣除額」究竟誰受惠？而同樣所得的家庭，也不盡然享有同樣的扣除額優惠。
        
         政府對於圖書消費者的補助，可以間接經由稅負減免、增加寬減額或「稅額抵減」(Tax Credit)方式。一般而言，增加寬減額可能產生重複寬減之弊，稅負減免則可能使貧窮家庭根本無法受惠，而稅額抵減則可避免這兩種方式的缺點。[4] 而這些方式就圖書消費而言，究竟能對哪一類圖書消費族群起作用？而獲益的消費者族群果真是最值得獎勵的閱讀族群？是否就因此可達到提升全民閱讀的效益？這或許是最有待掌握的環境因素。

        回顧24年前(1992)的這篇新聞報導，相信它已經為文化政策留下歷史見證。贊成者與否對者永遠都有話說，然而實情只能留待驗證。書店與出版業者從不認為反對者所擔心的作業困擾會給業者帶來麻煩；存在不同立法委員之間的差異見解，以及稅務機關的本位立場也都不足為奇。在此次辯論中，甚至連「不照顧農民只照顧知識份子」、「若夠買黃色書籍 亦 可抵繳所得稅，實有失妥當」等言論盡出。許許多多憂慮事項本來就可在制度設計之初予以排除防杜，但仍被反對者拿來當成阻擋政策的理由。
誠如此篇報導提到「….這是屬於公共政策辯論的最佳典範」，而記者開宗明義述及「以誌此盛事，留下歷史的見證」為由而作報導，並在最後附註中寫下：「此案(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案--買書可扣繳所得稅)最後經表决，在場46人中，32人贊成刪除。未獲通過。」

從過去老新聞事件中，似乎也讓我們看到未來：若文化部為提出版振興方案而訴求「購書抵稅」之時，我們的社會、媒體、政府是否也會一如24年前的場景，仍舊各吹各調，永遠存在無奈與無為的政策宿命裡？



林英喆、張夢瑞、徐開塵, 「爭買書抵稅，立委雄辯滔滔，看文化盛事」民生報，民81年7月4日，28版



[1] 民生報影劇文化編採中心，「爭買書抵稅，立委雄辯滔滔，看文化盛事」民生報，民81年7月4日，28版
[2] 瞿海源，「立法院否決購書減稅條款，謬誤大矣」中國時報 ，民81年6月19日，3版。
[3] 陳美珍，「財部：購書抵稅不可行」，經濟日報，2004年3月12日。
[4] 陳麗珠，「學費抵稅Tuition Tax Credit」教育大辭書，台北市：國家教育研究院，2000年12月，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314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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