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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員的社會正義何在？ 邱炯友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joyo@nccu.edu.tw 一、前言 「公共出借權」（Public Lending Right；PLR）運作方式相當複雜多元，大部分PLR國家是以圖書館館藏著作之「作者」為主，其次才是出版者等其他權益相關人。由於PLR制度之主要「戰場」（發生場域）在圖書館，因此，圖書館界之態度向來受到極大的關注。 圖書館、出版者、作者三者之關係在PLR制度的運作上，也常存在某些不同觀點，甚至是歧見。就PLR精神而言，當論及補償給相關權益人的酬金（remuneration）時，所謂的「合理報酬」（fair remuneration）一詞，並非在乎酬勞之高低，而是在於PLR意義與對圖書館館藏作者的尊重。然而，就大部分圖書館界而言，卻可能認為即使強調尊重館藏作者，但該「酬金」仍根本不應該存在。 PLR制度始於1940年代，已存在這世界七十多年之久，亦有多達三十多個國家實施，這項事實讓許多國家每當論及圖書館事業與作者關係議題時，除非對此制度漠然，否則常無法迴避而成為爭議話題。由於各國圖書館界向來對於國際圖書館協會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 and Institutes；IFLA）意見極為尊重，且多年來IFLA對於有關圖書館PLR的相關立場見諸於許多歷史文獻；此外，以作家福祉為設想的國際作家論壇（International Authors Forum；IAF）多年來也儼然扮演捍衛與推廣PLR運動之要角，故本文特以此兩個分別代表不同立場之國際組織，就公共圖書館的核心價值談起，並聚焦於IFLA與IAF機構之立論。然而不論是否直接針對PLR制度明確表達了基本態度，從實質意義而言，這些立論可協助圖書館事業釐清思維與反思，並且也更有助於出版者窺察圖書館之基本立場，反之亦然。 二、IFLA為首的圖書館PLR基本立場 IFLA組織創始於1927年，直至1971年正式在荷蘭註冊並設總部於海牙，目前成員橫跨140多國，早已被視為全世界圖書資訊學專業領域的共同發言代表機構。IFLA針對圖書館PLR立場從早期的圖書館宣言等文獻，以及後續歷史發展軌跡中，便可窺得端倪，茲分述重要文獻梗要如下：   1. IFL

邱炯友 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ㄧ、前言：圖書館與作者權益的關鍵意義 「公共出借權」（Public Lending Right；以下簡稱PLR）或稱「公共借閱權」以及其類似制度的實施，多年來歷經各國的運作發展之下，該制度的受惠對象幾乎涵蓋著作物相對應的各種權益人。 [1] 其中「(紙本)圖書出版品」為各國最基本且必備的出版品類型；至於視聽影音資料或電子出版品之適用與否，則各國不一，尤其是此制度對於「電子出版品」的適用，至今不但少見，其條件亦未十分成熟。從PLR實施發展過程中，源於1940年代丹麥、挪威等國的此類制度，數十年來也在許多國家，特別是歐洲國家中，持續、穩定、有組織的運作著。在近二十多年來，因緣際會之下，始於1979年立法並於1982年開始實施此制的英國，現今已積極扮演推動PLR制度的使徒角色，也成為此制度的國際標竿。 以歐盟為首的國外PLR機制已趨穩定成熟，若依前任英國PLR辦公室主官(PLR Office Registrar) Dr. Parker之述，則實際上略涉PLR相關立法的國家已達54國，重新認識PLR儼然成為文化出版的「國際趨勢」。而此制度在名詞的使用上，許多北歐國家也採用「圖書館補償金」(Library Compensation)稱之，此外亦有國家將其稱之為「圖書館出借權」(Library Lending Right)、「圖書館使用費」(Library Royalties)或 「作家出借權」(Author’s Lending Right)。 [2] 這些稱謂莫不看出PLR制度的兩大相應角色為：圖書館與作者。 PLR制度截至2016底計有32國施行，其中除了紐西(1973實施)、澳洲、格陵蘭、加拿大與以色列(1986實施)，餘28國皆為歐洲國家(1946丹麥成為PLR首先實施之國)。亞洲國家除了台灣多年來時而出現PLR之籲求外，日本及香港對此議題也曾積極訴求或活動研擬，香港近年來擬推「授予公共圖書館圖書借閱權」將其稱之為「授借權」既相當活躍積極。 [3] 然而，國際所謂的「Public Lending Right」並不僅只侷限於發生在「公共」圖書館；而不論是出自出版社或作者身份，也不盡然全基於「（著作權）權利關係」的「授予」下而產生此制度，香港推行此制度或許有其特定背景條件，故以此「授借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