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yoChiu's Pages

By Joyo Chiu 邱炯友           終 於終於在昨日交出圖書定價銷售制度(FBP)影響評估研究報告準備排印。這個研究案為時16個月共歷經三任文化部長的「關愛」，還好再也沒有第四位部長的加入。                  原本僅是推動小組預計三四個月期的政策影響評估案，卻演變成跨年跨任大研究案，原因在於業界意見的分歧，原本狀似共識聲中，起了波瀾，換了部長也更不得不一切重頭蒐集民意與業者意見，步步為營、從根本的調查研究做起，而不再是政策下的衝擊評估。研究期間也從原有的消費者意見調查外，再增列出版各通路業者問卷與訪談，並且又更動調查順序，將最先的消費者意見調查，挪移至所有業者調查之後，將問卷提綱題目皆經過委員與政府部門反覆審查，謹慎翼翼地求取最新民調。但研究小組也確實甘之如飴，即使額外多出來的數月煎熬，我們也把它當作一種責任和義務。聽起來高尚，不過確實也是如此。          有人探詢我們文化部會推動此制度嗎？或我被問到：到底應不應該實施？ 我都會先打量對方，想讀他/她的心思，心忖自己該如何回答。如果我是ＯＯＯＯ，我就會如   何如何；如果我是ＯＯＯ，則我又會如何如何….。可惜，我什麼都不是。我只是個消費者，我只能表達我自己的意願：我接受制度；我也只是個學者，我也絕對支持；我是該案研究者，在意見兩極化的議題裡，我更要儘量保持客觀。憑良心講，如果我是先前所指的OOOO和OOO，在目前的理念與發現下，我會告訴他們：用文化政策的思維，解決文化的事，讓政治等等問題擺在次要，甚至完全排除。當然，這是要扛起責任、自己付出代價的。                    有權柄的掌權者本當有所為與不為，不應過於眷戀權位，惟誠信負責。                    探討再怎麼多的國外案例與數據，如果僅僅為了得到一個是非問題：該不該實施？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訴大家：浪費時間，毫無意義。 每個國家是否實施FBP都有獨特的文化、政治、社會、經濟等等不同背景條件，每個數據背後都有不精確、不完整之處，任憑研究者從文獻或透過政府駐外單為求取資料，都仍有極大的缺漏。而各國之間的資料的形成屬性不對等，更不能拿來相比較分析，更何況多的是誤用和誤判（例如：書種與銷售冊數、不同資料來源之統計數據等）。讓我們試想：即使是台灣的

by Joyo Chiu 邱炯友  前言 以色列書市在 2013 年至 2014 年間有段慘烈糟糕的經營歲月，折扣戰在昔時市佔率高達 75% 至 80% 的兩大連鎖書店體系 (Steimatzky 和 Tzomet Sfarim) 中大舉廝殺，在政府以相關法規介入書市運作而實施所謂的「 Book Law 」之前，這兩大連鎖書店體系中， Tzomet Sfarim 家高達 66% 的股份為兩大出版社 (Kinneret Zmora-Bitan 和 Modan) 所擁有，大連鎖書店儼然成為了自家出版品的主要展售促銷之處，常以鼓勵店員推銷本版書以獲取銷售佣金；而 Steimatzky 曾在加薩走廊戰爭 (Gaza War, 2008-2009) 中瀕臨破產，最後被迫要求大部分的出版商註銷他們 30 ％的賬款做結算， Steimatzky 同樣與上述兩家大出版社特約合作，主要商品也落在行銷他們的書籍。 [1] 為了改變書市的窘境，以色列在 2014 年 2 月開始實施圖書定價銷售相關制度 (The Law for Protection of Literature and Authors ，簡稱 Book Law) ，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打破以色列長久以來兩大書市龍頭連鎖書店 Steimatzky 和 Tzomet Sfarim 掌控全國書市的情勢，藉由禁止零售書商與出版社對於特定書種的促銷策略，以及要求零售通路應給予不同出版社同等重要的銷售待遇，以防兩強寡佔之局。 [2] 一、 Book Law 意義與內容 以色列 Book Law 法令相當特別，雖屬暫行條款（ temporary provision ）性質，但它並非一般單純的「固定 ( 限制 ) 圖書定價」（ Fixed Book Price; FBP ）制度，而是另外更特別地涵蓋了約定作者版稅給付的最低保障標準、限制圖書折扣外之促銷與展售行為，以及採取協議約定方式限定上中游通路端的批售折扣範圍等。其開宗明義闡述：「為了確保以色列做作者著作取得適當酬勞、推廣以色列文學作品、保存出版發行之文化多樣性 … 、提供讀者於眾多書種中，能依據自己意願品味選輸的機會；並使得出版社與書店彼此能尊重圖書數量、品質和多元兼具的消費競爭環境。」 [3] Book Law 相關重要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