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炯友
終於終於在昨日交出圖書定價銷售制度(FBP)影響評估研究報告準備排印。這個研究案為時16個月共歷經三任文化部長的「關愛」，還好再也沒有第四位部長的加入。原本僅是推動小組預計三四個月期的政策影響評估案，卻演變成跨年跨任大研究案，原因在於業界意見的分歧，原本狀似共識聲中，起了波瀾，換了部長也更不得不一切重頭蒐集民意與業者意見，步步為營、從根本的調查研究做起，而不再是政策下的衝擊評估。研究期間也從原有的消費者意見調查外，再增列出版各通路業者問卷與訪談，並且又更動調查順序，將最先的消費者意見調查，挪移至所有業者調查之後，將問卷提綱題目皆經過委員與政府部門反覆審查，謹慎翼翼地求取最新民調。但研究小組也確實甘之如飴，即使額外多出來的數月煎熬，我們也把它當作一種責任和義務。聽起來高尚，不過確實也是如此。
有人探詢我們文化部會推動此制度嗎？或我被問到：到底應不應該實施？我都會先打量對方，想讀他/她的心思，心忖自己該如何回答。如果我是ＯＯＯＯ，我就會如 何如何；如果我是ＯＯＯ，則我又會如何如何….。可惜，我什麼都不是。我只是個消費者，我只能表達我自己的意願：我接受制度；我也只是個學者，我也絕對支持；我是該案研究者，在意見兩極化的議題裡，我更要儘量保持客觀。憑良心講，如果我是先前所指的OOOO和OOO，在目前的理念與發現下，我會告訴他們：用文化政策的思維，解決文化的事，讓政治等等問題擺在次要，甚至完全排除。當然，這是要扛起責任、自己付出代價的。
有權柄的掌權者本當有所為與不為，不應過於眷戀權位，惟誠信負責。
探討再怎麼多的國外案例與數據，如果僅僅為了得到一個是非問題：該不該實施？我可以很肯定地告訴大家：浪費時間，毫無意義。 每個國家是否實施FBP都有獨特的文化、政治、社會、經濟等等不同背景條件，每個數據背後都有不精確、不完整之處，任憑研究者從文獻或透過政府駐外單為求取資料，都仍有極大的缺漏。而各國之間的資料的形成屬性不對等，更不能拿來相比較分析，更何況多的是誤用和誤判（例如：書種與銷售冊數、不同資料來源之統計數據等）。讓我們試想：即使是台灣的出版數據，何者為真？外國學者如何得取台灣資料？UNESCO數據有用嗎？
因此，探討國外FBP案例，應該只有一個認知前提，那就是：我們要推動FBP了，引國外成功失敗經驗為鑑、做為制度與配套措施之標竿，讓制度設計得更有果效、更少阻力。而絕對不能用來回答「該不該、要不要」FBP的幼稚問題。
我終於，還是講了答案。但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問題。
盼望，我們的改變成真、大家的理想不落空。
邱炯友 於 北投 201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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