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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論文典藏管理之學術倫理問題 邱炯友 joyo@nccu.edu.tw 前言 碩博士學位論文(以下簡稱「學位論文」)經由畢業大學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收錄，而進行典藏與管理業務之前後期間，三大事項常涉及學術倫理問題，分別為：論文查重比對(抄襲檢測)系統之執行、論文公開閱覽之選項、論文修訂版本之抽換等。這三項問題在現今講求電子論文（論文電子檔）與紙本論文併進的年代，更是處處凸顯大學、權責圖書館在典藏管理政策上的許多盲點，我們必須充分且嚴肅地正視問題，以避免日後衍生危機，甚至造成不可挽回之困擾。 ㄧ、論文查重比對系統之執行 目前幾乎所有的論文查重或比對系統僅為檢測文章相似度的工具，然而，使用此類系統的最後一道步驟工序是「人工檢核」，也就是委由專家進行引文格式規範的驗證。可惜許多大學機構並不了解此真相，或是無能力執行後續工序；而系統銷售廠商卻多數仍未積極尋思開發較佳的解決方案，或始終消極含混系統所存在的「侷限」。 換言之，論文查重比對系統主要藉由量化方式顯示論文的相似程度百分比，提供檢測者發現「疑似不當引用」或「重複」之詞句，但比對系統僅是一個檢測文獻相似度的工具，比對結果的百分比只是一個參考數字，並不能全然以百分比的高低判斷文章是否抄襲，而若係不當引用或不符合引文規範要求，即便對比出之重複文字量比率低，仍無法全然排除抄襲之可能，即便僅及1%的相似句詞，也可能是抄襲所在。判斷論文是否涉及不當引用或抄襲，自應從論文內容與其所採用的引文格式規範(例如：APA、MLA或Chicago等等)去判定，而非僅僅依賴事先設定系統敏感參數之百分比合格標準值。任何收受論文送存相關單位皆應正確認知系統之功能與侷限。 因此，該由誰積極負起所謂此類系統的最後一道人工檢核工序之責任？便挑戰著研究生、指導教授、系所主管、大學教務處、大學圖書館的智慧及良知。然而，若從困境中思考可能的解決方案，則若培訓大學圖書館之學科館員(或參考館員)作相關宣導和教導檢測工具之操作特性外，同時加強養成自身對學術倫理與學術引文格式之素養，將不失為提升學科館員地位與形象的機會，當然這可是艱難的工作；此外，指導教授也應在過程中，負起完全監督之責，如此才能有效防杜指導論文時，牽連學術不端事件之潛在陷阱。 二、論文公開閱覽之選項 甫於2018年11月修訂通過的<

公共出借權 PLR 完全說明會：化解歧見、邁向未來 時間： 108 年 6 月 11 日(二)  下午 2 時~4時30分 地點：文化部南門園區 - 小白宮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一段 1 號 說明： 公共出借權制度 (Public Lending Right; PLR) 今年在台灣即將試辦，如何看待未來此制度適用範圍與相關執行細則，已成為圖書館、作家與出版界極為關心之議題。儘管文化部於 2018 年委託完成的 PLR 機制及效益評估研究報告中，提供了相當有用的資訊，但真正瞭解與掌握其中資訊者卻仍不普遍， PLR 在台灣雖然獲得了絕大多數圖書館人或出版人的支持，但想必也同時存在若干差異。近一個多月來，立法院公聽會與其他不同主辦機關亦相繼提供 PLR 意見交流機會；然而，對於某些制度觀點卻仍有著盲點。本說明會即在於彌補 PLR 制度推動試行前之資訊不足處，冀望能提供更多事實內容，而能有利 PLR 制度推動與觀念澄清。 大綱 ˙台灣推動 PLR 的時空背景。 ˙文化部 PLR 評估研究報告之重點。 ˙實施公共出借權制度前，所並須解決與面對的問題。    ˙圖書館與出版界的合作與溝通。 ˙合理 PLR 應用範圍、對象與相關實施機制。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圖書發行協進會、中華民國出版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台灣數位出版聯盟、出版新生代研討會....(陸續邀請中) 與談嘉賓：政大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 邱炯友所長 、各出版相關公協會理事長

我對台灣「公共出借權」的看法：理想與現實  邱炯友 「公共出借權」 (Public Lending Right ，英文簡稱 PLR) 不可稱作「公共租借權」，因為「租」與「借」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關係與法律行為名詞。在台灣，還可以稱作「公共借閱權」，然而，卻極易跟出版界曾力爭過的「 ( 公共圖書館 ) 圖書公閱版」名詞混淆，因為過去確實有人誤以為「公共借閱權」的簡稱就是圖書「公閱版」之意。顯然若將中文譯稱既能與國際接軌，又能避免以辭害意的做法，就是採用 「公共出借權」之稱，或頂多稱之為「圖書館公共出借權」。 國外所推動的 PLR 制肇因於圖書館 ( 常見但不限定必為「公共圖書館」 ) 將館藏內的圖書出版品免費出借給讀者，而可能造成被借閱作品（作者）之市場銷售（版稅）收入減損，因此，政府必須基於著作權法精神、文化政策或社會福利政策等理由，編列預算予以補償相關權益人之損失。 PLR 的核心角色是：圖書館、作者、出版者。其中以「作者」 ( 著作人 ) 為最核心照顧之對象，但就現實面而言，若缺乏「出版者」的鼎力扶持，就恐怕便得不到足夠的聲援力量，制度推動將無以為繼；若 為獎勵本土文學創作同時扶植出版產業，納入「出版者」亦可以產生外溢效應，凸顯政府獎勵出版業與調和出版業與 圖書館利益與共之關係。 此外， PLR 制度所產生的作業需求與統計報表，都有助於參與 PLR 的圖書館之管理機制、閱讀推廣活動與借閱系統功能之精進與提升。 [1] 對於所採計之補償金計算原則 ，若採計「冊數」或「種數」之方式為補償原則，首先必須界定有效補償對象之出版年代始自何年？抑或只要符合我國著作權保護標的之年代即可？但如何因應大量衍生查證著作物之作者國籍並確認有效出版年代、公共財、通訊處與匯款帳號等問題，以及是否需要再針對圖書館館藏之贈書、交換書、停滯借閱書籍等進行查證，以求杜絕補償酬金可能過於浮濫發放等弊端？舉凡這些困擾都將應運而生。反觀於此，若採計「館藏借閱次數」為政策模式，將重點置於「借閱行為」而非「圖書身份」，則可以稍事「降低」前述困擾，亦相當符合類似「使用者付費」精神下的「公平正義」精神；而其額外優點更顯現於： PLR 制度可產生圖書館借閱排行記錄檔案，有助於館藏政策發展；以及提供珍貴借閱消費行為分析資料，有助於出版社與學者進行相關實務

「推動台灣出版品公共出借權之法制作業、實施機制及效益評估研究案」： 文化部委託研究案期末報告 結論 †  作者：邱炯友 臺灣迄今並未實施 PLR 類似制度，出版事業主管機關已經由過去的新聞局，轉變成現今的文化部；而文化部的前身既為「作為統籌規劃國家文化建設施政的最高機關」之文化建設委員會，其在全國與地方扮演著文化政策規劃發展與推動者的積極角色。文化部於 民國 70 年之 文化建設委員會時代，即作為統籌規劃國家文化建設施政的最高機關，在全國性和地方性的文化發展工作上，扮演政策規劃與推動者的角色，其施政關照的對象包括一般藝文人士團體；而民國 101 年 5 月 20 日改制為文化部 後 ，任務 也 在於解決 「 文化業務長久以來面臨人力、資源及事權不一的困境 」。 [1] 易言之，文化部的 核心任務 和業務範疇，除涵蓋原文建會 之 業務 外，並納入行政院新聞局出版產業相關業務，以及教育部轄下 部分文化類館，但卻不含國立圖書館機構。 （一） 公共出借權政策的多元附加價值 儘管 PLR 涉及之職權與事實發生場域不在於文化部之所轄與責任範圍，然而 文化部的設立 精神原本即在於「 突破以往文化建設施政概念，打破傳統以個別業務或載體設置司處的作法，以彈性、跨界、資源整合及合作之角度進行規劃，協助民間社會與產業邁向更多元且具深度的文化發展與成效，另為展現豐富臺灣多元文化內涵 」，以推動各項 文化政策；況且民國 105 年以後，文化政策的核心理念也在「以提升文化內涵來提振文化經濟」之五大主軸之一以進行文化施政。 [2] 再者民國 81 年公布「文化藝術獎助條例」彰顯了 「扶植文化事業，輔導藝文活動，保障文化藝術工作者，促進國家文化建設，提昇國民文化水準」之立法精神，其中第五條有關文藝工作者之福利保障也提及「中央主管機關對文化藝術工作者之工作權、智慧財產權及福利，應訂定具體辦法予以保障」，並對於文化藝術事業獎勵、補助之策劃及共同處理事項，應會同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及其他有關機關會商決定之。因此對於出版創作端之出版社與創作者所涉及圖書館免費館藏借閱之「公共出借權」政策之主動研擬與推動責無旁貸。 「出版」乃是文化建設發展極其重要之一環，集出版業務與文化創作環境建設和發展輔導於一身的部會，在繼多項出版事業補助與輔導政